随着监管政策持续加码，IPO“弃考”的企业数量也逐渐增多。证监会官网披露显示，由国信证券保荐的安特磁材已在近期主动撤回上市材料。而就在今年5月中旬，国信证券另一IPO项目广东铭基高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也宣告终止。
在此之前，国信证券的保荐项目浙江斯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瑞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智达信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也接连“撤单”。随着“弃考”数量增多，国信证券2024年保荐项目总数或再度下降，投行业务雪上加霜。
近年来，国信证券的投行业务持续承压。据wind数据，2021年至2023年投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连续下滑，分别为19.79亿元、18.16亿元、13.63亿元。
与此同时，国信证券的投行承销数量、募资金均呈下滑态势。2023年，该公司完成股票主承销项目23.83家，募集资金260.45亿元，而在2022年上述数量分别为28.75家和295.92亿元，2021年为37.5家和439.36亿元，无论是承销数量还是募资金均呈下滑态势。
祸不单行，在保荐项目接连终止的同时，国信证券投行业务又因为出现违规而接连遭到监管处罚。
今年5月10日，国信证券因为保荐项目利尔达上市当年即亏损，且该项目选取的上市标准含净利润标准，而遭到浙江证监局监管警示，两位保代跟着领罚。同时利尔达的管理层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均遭到监管警示，同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而在上述罚单前几天，国信证券因为未能持续关注保荐项目奥普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情况，未及时发现奥普特使用营销中心募投资金向其他项目支付员工薪酬的问题，被广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
此外，今年1月份，因保荐垠艺生物IPO过程中存在多项违规行为，国信证券及其两名保代周梦、杨涛被深交所采取书面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投行业务实际上曾是国信证券的王牌业务，但因保荐项目屡出“事故”，导致该业务一落千丈。
据wind数据，国信证券在2007年、2008年、2009年、2012年、2015年的A股IPO项目的承销数量均在行业中排名第一。2017年及之前，国信证券的IPO承销保荐项目数量常年维持在前五名。
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当年国信证券保荐的项目华泽钴镍（已退市）被查出保荐文件及恢复上市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作为处罚，国信证券被责令改正，并没收保荐业务收入及罚款合计2800万元。
国信证券其他在审保荐项目受到了波及。2018年，国信证券的IPO承销保荐数量仅为2家，排名第15名。自此后，国信证券的投行业务一直在10名左右徘徊。
据年报披露，2023年国信证券完成股票主承销项目23.83家，募集资金260.45亿元，分别位居行业第10、第8。完成IPO项目11.5家，行业排名第10，其中完成主板IPO项目4家， 居于行业第3；完成再融资项目12.33个，行业排名第12。
由此来看，上市公司出现财务造假等重大“事故”不仅会让投资者蒙受损失，保荐机构自身投行业务同样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
但在遭遇华泽钴镍一案后，国信证券的保荐质量似乎并没有相应提高，近两年国信证券保荐的IPO项目多数出现了业绩“变脸”。据Wind数据，国信证券2022年共有15个IPO保荐项目上市，其中9家项目在上市当年营收或净利润下滑。
比如，上文提到的利尔达于2023年2月17日在北交所上市，招股书披露该公司2022年的扣非净利润约为9150万元，然而2023年上市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831.71万元；2022年9月上市场的逸豪新材在2021年的扣非净利润还是1.54亿元，而到2023年则变成亏损3594.08万元；同年9月上市的邦彦技术2021年的扣非净利润为5743.92万元，2023年则亏损了1.12亿元，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看门人”失守导致大量“垃圾股”进入A股，恶化资本市场生态。为此，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九条”，明确要求要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的责任，对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平和项目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国信证券的保荐质量将受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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