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以来，“县城文学”在社交媒体爆火，各种关于县城的话题层出不穷。据三联生活周刊统计，今年3月到6月，“县城”这个词一共上了近40次微博热搜。
那些日日在社交媒体“叫嚣”回到县城的年轻人们真的回去了吗？随着出生人口的逐年下降，大城市的落户政策越来越宽松，面对城市里更好更全面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年轻人真的愿意回到县城吗？
被动的县城
截至2023年末，中国城镇化率为66.2%，而1996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0.48%。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而在城市化浪潮中，县城被动地往往扮演着“输送者”的角色，向更大的城市输送人口与空间资源。
过去30年，全国范围内共有318个县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308个新增的市辖区与26个县级市。1993年，全国县级行政区总数为2835个，包含371个县级市、669个市辖区及1617个县；而至2023年，总数微增至2844个，县级市增至397个，市辖区猛增到977个，县的数量则减少至1299个。
这些消失的县城大多都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中国四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这一策略来拓展城市边界。例如，广州在2014年将从化与增城并入，城市面积跃升至7434.4平方千米；北京于2015年将延庆和密云设为区，城市面积扩大至16410平方千米；上海则在2016年完成崇明县的“撤县设区”，同样拥有16个市辖区，总面积达到6340.5平方千米。
此外，武汉、南京等城市通过“撤县设区”实现了“无县市”格局，而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虽保留有县，但也借此方式扩大了城市规模。
追溯历史，1983年“撤县改市”的浪潮便已兴起，为城市扩张埋下了伏笔。然而，近年来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城市间的“抢人大战”。自2017年起，超过50个城市竞相发布人才吸引政策，争夺高素质人力资源。起初，这场竞争主要在新一线城市及中部城市间展开，如成都、武汉、杭州、西安、郑州等。但近两年，竞争白热化，连上海、香港、深圳等一线大城市都加入了战局。
上海从2023年开始全域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区建设试点，打造年轻人的“希望之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2022年底推出以“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为核心的一系列新型“抢人才”行动；深圳2023年提出以不唯地域、不问出身、不求所有、不拘一格、不遗余力的“五不”态度广泛吸纳境内外人才……
县城如何吸引年轻人？
在“撤县设区”与“抢人大战”的双重夹击下，大城市竞相吸纳的资源，恰是县城悄然流失的财富。这样的背景下，县城又将何去何从？
今年春天，“县城文学”爆火，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对一二线城市的厌倦。大城市只有残酷的职场竞争、形色匆匆的路人以及挤不完的地铁，而县城宁静祥和，既具“烟火气”又有“人情味”，是故乡，是心灵栖息地，是更理想的栖息地。
而要让县城吸引并留住年轻的心，关键在于要将县城构建成能够激发梦想、承载希望的故乡。一方面要“缩短梦想距离”，即深刻理解当代青年的需求与追求，构建一个既符合他们职业发展规划，又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梦想之城”。这要求县城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布局及公共服务配套上，都能精准对接青年群体的期待，缩短他们实现梦想的物理与心理距离。
另一方面，是“放大特色优势”，县城应深入挖掘并放大自身独特的自然资源、文化底蕴或产业特色，使之成为吸引青年回归的独特魅力点。通过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让县城在保持其宁静祥和特质的同时，也能展现出比肩大城市的吸引力，让年轻人在这里既能享受生活的慢节奏，也能找到实现个人价值与梦想的舞台。
至于具体怎么做，那是各位“铁饭碗”们的事，笔者在这里就不过多讨论。
事实上，近年来，县城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增强的。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中国2018—2022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蓝皮书》显示，回县城工作的本科生中，有近六成是毕业五年之内一直在县城工作；有四成是在一线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回到县城。此外，县城就业的满意度从2018届的67%上升到了2022届的76%。
然而也有ip是安徽的网友说到，“真的不太建议回到县城，安逸，也只有安逸了，每个月2-3千的工资，随礼就得2000，平时的娱乐除了打麻将就是喝酒，然后你的孩子也会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你现在的改变，将会改变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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