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国际政治和经贸摩擦增加，贸易壁垒日益抬高，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海外投资建厂，以应对生产经营挑战。这种趋势催生了产业园的出海浪潮。海外中资产业园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享受政策和税收优惠、优化供应链、获取资源和技术、提升品牌形象和规避政策风险。通过在海外设立产业园，企业可以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机会，实现多方面的战略目标，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4 年后，国际经济环境趋向稳定，国内现代化水平和经济实力获得大幅提升，在“一带一路”等全球合作倡议的推动下，国际合作园区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省级合作园区建设大规模开展。此阶段，合作园区建设仍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阵地，“一带一路”沿线的西部重点地区和城市也开始陆续推进园区的建设。合作国家数量和覆盖区域数量翻番，以中欧合作为主，合作网络基本覆盖全球。在爆发期中表现最突出的为浙江省。
自2014年，浙江省开始致力于成批培育国别合作园区，并在2016年将“打造国际合作园”明确列入政府工作目标。目前，浙江省已初步形成了4家国家级产业园为引领、11家省级国际产业合作园为支撑、若干家在创建的国际产业合作园为补充的“4+11+N”国际合作园区发展格局，形成了示范效应。
截止目前，中国大陆的全球合作园区共计70余个，其中较为规范的国省级合作园区为49个，覆盖18个合作国家和地区，以发达国家为主，按合作园区数量排名依次为德国、韩国、芬兰、新加坡、法国、瑞士、意大利、美国、日本、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北欧、以色列及丹麦。园区分布于浙江、江苏、北京、广东、辽宁、四川、河北、山东、广西、陕西、天津、重庆等12个省/直辖市，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1.市场扩张因素：国内产品竞争加剧、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企业通过错位突破海外蓝海市场，能够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发展。
2.贸易限制因素：由于贸易限制，国内生产产品无法外销。为规避贸易限制，国内企业纷纷开启海外建厂布局。
3.供应链布局因素：为了更加靠近海外的需求端与供应端，国内企业进行出海布局，国内的供应商跟随其海外建厂。
（1）海外园区发展现状概览
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持续推动和支持下，我国海外园区的建设运营呈现出数量多、类型复杂、地域分布广等特点，主要类型有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海外科技园区、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园及经济开发区等园区，其建设发展飞速。
图1：“一带一路”海外产业园区分布情况
案例一：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双园”
2012 年 4 月、2013 年 2 月分别在中国广西钦州市、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市开园建设，率先开创了两个国家在对方互设产业园区、联袂发展的先河。中马双方建立了联合合作理事会机制，两园分别建立由中方和马方企业合资的园区开发投资公司，合作推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马中关丹产业园区是中国在马来西亚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分期建设。一期占地面积约6.07平方公里，二期约5.93平方公里。园区功能分区包括产业区，物流区，配套区（居住区、综合服务中心）。截至2023年8月，马中关丹产业园累计完成开发投资约15亿元。
案例二：中白工业园
中白工业园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斯莫列维奇区，是中国在海外面积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贸合作区之一，由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元首倡导，两国政府大力支持推动，国机集团和招商局集团两大央企主导开发运营。园区总规划面积112.5平方公里，分三期开发。园区重点发展电子和通信、生物技术、医药、精细化工、机械制造、新材料、仓储物流、电子商务、大数据储存与加工、社会文化活动等高新产业。
（2）海外园区发展面临挑战和问题
好的发展趋势是主线，但园区数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问题和隐患。近年境内国际合作园区项目的爆发式增长除了国际合作和中国园区发展的自然促成之外，也存在着盲目跟风问题。有些地区并不具备发展国际合作园区的条件，为了标新立异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大张旗鼓规划新园，其发展定位与产业基础与配套支撑等客观发展条件相错位，导致建设困难重重，项目进展缓慢或直接中断。
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影响下，“显性”或者“隐性”的国际关系和政策显著影响了境内国际合作园区的发展。在江苏 11 家政府主导的境内国际合作园区中，2 家因故终止，2 家因国际关系摩擦遭停滞——中日(连云港)生态科技产业园因中日政治关系不稳定而停滞;中韩(盐城)产业园在规划筹备期遭遇“限韩令”，导致项目停滞了两年，直至 2017 年底国家明确发文推进，项目才得以再启动。
随着园区出海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建设运营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日渐明晰。面对全球政经格局深刻变革、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新形势，中国海外园区面临着来自政策、产业、科技等多方面的挑战。
一是支持政策措施有待优化。我国海外园区多基于资源要素比较优势、产业分工布局等角度进行建设与运营，现阶段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方面还存在不足；同时，相关政策在支持不同海外园区的产业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方面还缺乏精准性。
二是海外园区产业发展还需更多主体参与。海外园区产业发展除了常规参与主体外，也离不开科技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产业新主体的作用发挥，还需要各类服务支持平台围绕海外园区发展推动产业链、技术产品、品牌等“走出去”。
三是海外园区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赋能。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产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在持续加强，海外园区要实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以及构建产业链生态等都离不开数字技术作用的发挥。
此外，外方的项目渠道资源与行动力度常与中方预期存在较大差距，直接引进的产业项目也常存在与中国国情缺对接、与中国市场准入标准相错位的“水土不服”问题。如中以创新园管委会反映，以色列引进的高端数控医疗设施和药品因采用欧美市场标准，与中国市场标准难对接，导致产品生产后无法进入中国市场，无法实现利润，只能依靠园区补贴支撑，园区财政赤字严重。
综上，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园区出海对投资运营主体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缜密的战略谋划，灵活的风险应对和处理能力，强大的实施与执行能力，高效畅通的沟通协作机制等综合实力将必不可少。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产能合作以及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了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此逐步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基础，促进贸易产品升级，从而避免一些国家靠单一资源出口而陷入低收入陷阱，改变一直以来仅是作为世界贸易发展的过道而沦为经济凹陷地区的局面。例如，中国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根据合作内在需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主要以中国具有优势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在核电、铁路、通信、智能电网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这与发达国家把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做法有着本质不同，可以让更多后发国家利用全球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合作的契机实现“跨越式”发展。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超越了国际体系中传统的“中心—外围”格局，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传统的垂直分工模式，势必对全球价值链和产业体系重构，以及国际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以招商局集团为例，价值链重构是集团协同的系统工程，其中内部嫁接指集团在为内部价值链重构“构建内核”后，集团利用港口作为交通枢纽所带来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提升内部价值链关键节点质量为契机，推进集团内部内部不同业务板块以“港口”为支点，向“中区平台”——这一价值链重构载体进行聚集，最终实现集团内部价值链的嫁接和优势叠加。
通过内部的价值链重构，实现了招商局集团不同板块之间的雁形结构和业务闭合，即内部价值链各板块以雁形结构抱团出海，集团内部价值链的不同接点实现了有机接合、清晰定位、侧重分明，优势正向叠加，形成完整闭合，从而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招商局通过价值链导入、共享等价值链重构手段，实现企业内部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通过与东道国的合作，把招商局的价值导入行动（价值导入），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组建丝路银行、丝路驿站，分设资产公司和运营公司，实现了集团与东道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价值链共享。
招商局通过价值链导入、共享等价值链重构等价值链重构行为，实现企业内部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综合东道国实际需求及各个拥有的优势，实现了产业赋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关键节点国家，形成了集贸易往来、商品集散、金融服务、资源配置为一体的产业发展综合体，与东道国共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联结闭环。
在完成价值链联结后，招商局集团在全球范围和更高维度上，形成了价值链的重构——不同维度价值链的聚合，“集聚整合创新者”是招商局实施价值链聚合重构行为的动因，在这种动因下，集团推动了不同维度，不同业务板块的价值链重新组合，加快外部资源集成和内部资源深度融合，提高了资源集聚水平和配置效率。
在价值链聚合中，集团从横向、纵向、虚实各个不同维度进行了价值链重构，将不同的利益主体聚合于集团内部的价值链中，在纵向方面，集团围绕“前港—中区—后城”打造港口或产业集聚区，带动综合交通、港口开发、园区开发、物流、地产、金融等业务板块以雁形结构次第出海。
同时，集团推进了PPC商业模式的平台功能，和企业“走出去”进行衔接，将以港口为核心的PPC模式园区，成为“走出去”企业重要聚集地和平台，从而推进了领头雁企业的上下游集聚发展、园区化经营方式，带动国内产能过剩的产业，抱团出海，集群式发展，共建、共享“PPC”模式园区。
在横向方面，招商局注意已形成的价值链与其相关的产业，形成价值链的横向关联，通过创新价值链的关联，筹建了丝路驿站、丝路银行，为园区内的企业，提供资本服务，从而在产业链、贸易链和创新链之间，建立走横向关联。通过一系列价值链的重构工作，集团使横向、纵向、虚实等不同板块、不同维度的产业链、资金链、贸易链、创新链，以“价值链聚合”为中心，融合了内部的资本与产业，形成了类似莱茵模式的企业、产业及金融共生、共荣的伙伴关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商业生态圈，与东道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以“丝路驿站”为代表的产业园区相继成为支持经济、贸易互联互通和产业发展的大平台，其在建设中成功将“前港—中区—后城”这种园区开发模式复制过来，打造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港口、物流、金融和园区生态圈，成为“一带一路”上商业贸易的交流和互联互通建设的一张“新名片”。
PPC作为一个境外合作园区模式，不再只是单一或单方面向国外输出产能或技术，而是集成复合优势，从前期建设、园区开发，到后期运营管理服务整体打包输出。通过注重与当地的共享融合，共享平台基础设施、专业管理服务、创新资源，打造与东道国的“利益共同体”。
“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全方位、多层次的。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远远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从合作层次看，“一带一路”从次区域、区域合作到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成为全球合作倡议；从合作内容看，“一带一路”从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硬件”建设，升级至政策协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资金人员自由流动等“软件”建设；从地理范围看，“一带一路”倡议正由亚欧大陆沿线国家延伸至非洲、南太、拉美等区域国家；从合作领域看，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全面深入展开，“一带一路”正由加工制造、工程机械、能源、农业等传统领域向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新经济领域方向发展；从合作方式看，“一带一路”从初始的基础设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贸易投资合作、金融合作等较为单一的方式向价值链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与能力建设等多元化、多层次合作方式演变。
特别是第三方市场合作创造了国际合作的全新模式，倡导“一带一路”第三方合作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吸引了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积极参与，通过包括联合投标、共同投资等创新方式，实现了“1+1+1>3”的共赢效果。“一带一路”倡议所呈现出新型国际合作平台的突出特征，极大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和治理理念以及多边主义内涵，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案和创新途径，对于有效解决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增长问题、短板问题、动力问题、不平衡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以"丝路驿站"为代表的产业园区相继成为支持经济、贸易互联互通和产业发展的大平台，其在建设中成功将"前港-中区-后城这种园区开发模式复制过来，打造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港口、物流、金融和园区生态圈，成为"一带一路"上商业贸易的交流和互联互通建设的一张"新名片"。"丝路驿站"的PPC模式是在借鉴蛇口模式的基础上，以海港、空港、内陆无水港等核心交通节点为切入点，以临港的产业园区为核心和主要载体，系统解决制约东道国产业转移的软硬件短板问题，打造推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发展综合体。它的核心在于港口先行、产业园区跟进、配套城市功能开发，进而实现区域联动发展。
顶层设计对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引导境外产业园区沿线布局的总体安排，是实现境外产业园区科学发展的纲领。首先，必须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制定境外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确保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定位、建设目标能够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支撑；其次，应立足国际产能合作实际和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定期发布境外产业园区区域布局指南和产业投资指南，强化国家对境外产业园区区位选择和产业定位的宏观引导；最后，应根据境外产业园区发展需要，加强部门合作机制建设，搭建商务、外汇、地方政府、商会协会等参与的协调机制，提高对境外产业园区扶持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PPC模式在项目初期，就注重与东道国的共商合作，综合东道国实际发展需求、各自优势，从顶层设计角度提出园区的预见性的制度供给和政策诉求，以前港-中区-后城发展模式为基础，结合当地实际需求，为项目规划了覆盖PPC涉及的物流、金融、园区开发运营及房地产等环节，从顶层设计层面将其打造成为集贸易往来、商品集散、金融服务、资源调度为一体的产业发展综合体。
"丝路驿站"PPC模式打破传统境外合作园区重开发轻管理、单纯追求短期利润的短期化开发，更加注重与东道主国家合作，强调园区开发与运营理念上的高度一致。在PPC模式中，一般通过设立资产公司和运营公司，资产公司主要负责园区资产管理，运营公司主要负责园区的建设开发、市场化运营管理，共同做好园区的开发与运营。
PPC作为一个境外合作园区模式，不再只是单一或单方面向国外输出产能或技术，而是集成复合优势，从前期建设、园区开发，到后期运营管理服务整体打包输出。通过注重与当地的共享融合，共享平台基础设施、专业管理服务、创新资源，打造与东道国的"利益共同体"。
招商局招商局集团主导的中白产业园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以东，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工业园区，也是中亚进入欧洲的门户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但其作为内陆地区，缺乏天然的港口地理优势，对推行PPC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中白产业园在建设中专门制定了"1234"方案:即围绕"一带一路"，沟通两区(欧亚经济联盟区、欧盟区)、连接三点(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立陶宛的考纳斯自贸区、波罗的海的克莱佩达港)、融合四流(公路、铁路、航空、海运物流)，将中白工业园打造成为辐射欧亚市场的重要枢纽。这种新的内陆枢纽港的跨境PPC模式，通过构建的交通枢纽，带动周边地区的不断发展，为"一带一路"上推进PPC模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参考模式。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均致力于本国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发生深刻变革。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工业 4.0”等战略以及减税等优惠政策影响下，全球高端制造业加速向发达经济体回流。与此时，苹果、飞利浦等高科技跨国公司重新调整全球产业链价值分配，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阻力逐渐加大。
另一方面，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依靠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比较优势，在中低端制造领域竞相发力，积极承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三星、耐克、富士康等世界知名企业纷纷将生产制造基地由中国大陆地区向东南亚、南亚地区转移，对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形成较大压力。我国产业正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与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前后夹击”与“双向碾压”。在此背景下，主动建设一批境外产业园区，创建“海外经济飞地”，跳出国外经济围堵，借助发达国家人才、技术优势及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丰富的资源要素和巨大的市场规模，有机衔接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产业供给和市场需求，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再分工，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在一个不发达地域快速实现建设目标是摆在吉布提国际自贸区面前的一道难题。首先，该项目借鉴PPC模式，重点推动吉布提港口的功能先行。其中，连接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和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吉亚铁路建成通车，吉布提码头也将于2018年竣工，新机场建设也有中国企业的身影，首个丝路国际银行也落户吉布提。其次，为解决境外合作园区在运营过程多方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该项目创新性地设立了吉方控股的资产公司和中方控股的运营公司，其中资产公司主要负责园区资产管理，运营公司主要负责园区的建设开发、市场化运营管理，这既保障吉方最大限度享受资产升值收益，又保证中国企业发挥管理优势。
斯里兰卡科伦坡南码头是科伦坡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在参与码头建设中，创新性地将PPC模式扩展到整个科伦坡港口。首先，科伦坡南码头采取多样化合作推动码头建设。在港口建设上，采取"美国监理+英国标准+中国速度"的ABC建设模式，既严格保证了建设质量，又加快了建设速度;在建设运营上，采取BOT(兴建、运营、转移)公共建设模式，这对提高项目运作效率、培养本土化人才和提前满足社会与公众需求具有较强优势。其次，采取公司化运营助力码头发展壮大。项目专门成立运营公司，将PCC建设模式和资源很好地引用到科伦坡码头的建设之中，并对码头建设进行了综合效益分析、严格科学论证。再则，运用本土化管理推动码头扎根当地。科伦坡南码头在建设和运营期间一直注重本土化实践，将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摆在战略性位置。
以PPC模式为核心的共建园区，强调的是代表交通功能的节点与代表城市功能的场所的共同发展，吉布提和科伦坡码头具有天然的交通优势，中白工业园也是借助其经济地理位置，建设物流园区来提升其节点质量，通过这些交通枢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可见，在PPC模式中交通枢纽节点是重要起点，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带来的人、物、信息流通，将进一步辐射带动交通枢纽周边区域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推动"丝路驿站"产业综合体的发展。这种以节点带动场所发展的PPC模式，需要深入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地理优势、因地制宜，以提升节点质量为契机，相辅相成完善周边区域，营造产业发展生态圈，推动产业综合体的有序发展。
" PPC模式"在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助力产能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的平台性功能，这正好契合了"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推动企业"走出去"、增强国际产能合作的共同愿景。为准确发挥"PPC"模式的平台性功能，一方面，需要准确发挥诸如招商局这种具有自身发展生态圈、能够构建全产业链业务能力的龙头企业的作用，将其作为企业"走出去"的领头雁，推动其在"一带一路"运用PPC模式建设港口或产业集聚区，带动综合交通、港口开放、物流、房地产、金融等多项业务先行。另一方面，积极做好PPC模式平台功能与企业"走出去"的衔接，将以港口为核心的PPC模式园区作为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集聚地，注重从宏观调控、产业政策与法律法规等层面的规范和引导，推进领头雁企业通过行业上下游整合、集群化发展、园区化经营等方式，带动国内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式走进"PPC"模式园区。
" PPC"模式的核心是构建"前港-中区-后城"的产业发展综合体，需要多方合作，从顶层规划设计角度共同推动"共商、共建、共赢"的理念贯穿于项目全生命周期。首先，准确发挥东道国的主体作用，推动东道国从顶层到实施主体赋予项目高度重视，构建项目协同推进机制，从而及时、无误地解决项目碰到的问题与困难。其次，积极推动投资主体的顶层设计，需要紧密结合东道国的风土人情和产业基础，适当调整产业规划、变更产业结构、完善产业服务，通过合理可行的空间布局和时序排列，及时调整输出方案，优化合作配比，构建契合东道国的PPC模式。再则，做好多方合作机制的顶层设计，积极推动各方主体参与到项目建设方式、利益获得与分成、园区运营主体与模式等的战略设计之中，实现共享经济的繁荣与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和优先发展方向是促进基础设施和各领域互联互通。目前，“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基础设施发展依然滞后于其经济增长，且无论在质还是量上均低于国际标准，已经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制约。特别是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但供给却严重不足，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成为制约发展进程的“短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依据覆盖基础设施各领域投资与GDP合意比例测算的总需求，2016年到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在10.6万亿美元以上，庞大的资金缺口亟待弥补。也正是在这样的困境和需求下亟待形成规模巨大的资产池，成为一种用于为包括跨境基础设施在内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融资的“永久资本”。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逐步成长为“ 世界工厂” 。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开发区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挑战。从比较优势看，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积累了较为雄厚的资本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并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培育技术优势。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具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良好条件; 有的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矿产开发和资源深加工方面具备优势; 有的国家有广阔的消费市场，有强大的产品消纳能力。通过将我国和沿线国家的优势资源相结合，将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互利共赢。鼓励“ 一带一路”境外产业园区积极探索与国内园区的合作模式，通过异地建园、合作共建、管理输出等方式，有效连接国内产能、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与东道国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优势，能够为双方发挥比较优势创造更大空间。
10年来，“一带一路”不断创新国际多边金融合作，积极探索多方联合融资的新方式，形成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国际多边金融组织与各类商业银行，以及中国-东盟银联体、上合组织银联体、中国-中东欧银联体组成的新型国际多边投融资框架，为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需求的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提供稳定、透明、高质量的资金支持，为改善“一带一路”跨国基建发展金融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互联互通是一个广义联通概念，既包括基础设施物理性的硬件联通，也包括在政策与软件上的制度联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关税率为4.97%，而东亚与太平洋国家为8.15%；南亚、中亚地区达到14.05%与7%。政策壁垒导致的要素流动障碍同样使得“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分割。未来“一带一路”通过降低关税，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物流成本，以及制度成本，消除非歧视原则和贸易壁垒，加快“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标准、规则、法规对接，打造“大通关体制”将有望实现“软联通”。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如果全球供应链壁垒的削减能够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一半，全球GDP 预计将增长4.7%，贸易量将增加14.5%，远超取消所有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报告表明，2021—2030年，供应链壁垒和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将使东盟各国GDP 累计增加31.19%，将不仅加快有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也将整体推进参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
建设境外产业园区是跨国经济活动，既要符合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要求，也要契合东道国的战略需要。因此，找准“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交汇点，是推进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的关键。当前，沿线国家基于本国发展需要纷纷提出发展战略，如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等。这些战略构想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战略方向与内容上存在较多重叠和交叉，这是战略对接与协同的基础。
考虑到发展战略的宏观性及对接的复杂性，唯有将战略落实到具体事项，才能在根本上为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夯实基础。其一，应建立战略多层级政策沟通渠道和协商机制，加深利益交融，消除战略疑虑，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由于战略误判带来的政治风险而影响境外产业园区发展；其二，应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双方将境外产业园区纳入各自发展战略，将宏观的战略构想变为现实可行的政策举措，切实解决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中的投资保护、双重征税等问题，为
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提供可靠的政策保障；其三，应以境外产业园区为依托，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着力消除“一带一路”区域投资和贸易壁垒，提升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构建面向全球的“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境外产业园区契合所在国发展诉求，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承接平台，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创空间，有力地推动了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
招商局雁阵出海，全球布局，以PPC模式开发的海外产业园成功推进，它们分别是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吉布提的中非自贸区、埃及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城等。同时，以PPC开发模式为蓝本，我国还在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境外产业园区的建设，主要有泰国的中泰罗勇工业园、缅甸的皎漂港、马来西亚的马中关丹产业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经济特区、越南的龙江工业园等。
在世界经济版图上，非洲、东南亚地区资源丰富，并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对铁、水泥、电解铝等需求旺盛，国内优势产能转移过去大有市场以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例，部分入园企业将国内钢材、水泥产能转移至该合作区，埃塞俄比亚钢材约7000元/吨，国内约2700元/吨;水泥850元/吨，国内约320元/吨，转移企业效十分显著。该园区被埃塞俄比亚政府列入“持续发展与脱贫计划”(sDPIZP)，是其工业发计划中重要优先项目。埃塞俄比亚将轻工、纺织、皮革、建材等出口加工型产业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与我国转移优势产能需求高度契合。目前，华坚鞋城、东方印染、东方钢铁等入区企业运营效益良好，企业扩大投资、转移国内产能的愿望强烈。此外，泰国罗勇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等园区对于我国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建筑建材等产业转移效果明显。
一方面，通过合作区建设，建立了有效利用境外矿产、油气、森林、农业等各类资源的渠道，有利于保障海外资源的长期、稳定供应。目前，通过国家确认考核的13个合作区共掌控耕地20万公顷，林地420万公顷，铜资源量700万吨，红土镍矿资源量3亿吨以上。此外，目前正在推进的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园区已获得棕搁种植园而积15万公顷，完成棕搁种植5万公顷、投资超过10亿美元，将建成以油棕种植开发、精深加工、收购、仓储物流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型园区，打造海外棕搁全产业链，增强我国在国际粮油市场、价格领域的话语权，为维护国家粮油安全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合作区立足于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有力地回击和驳斥一些国际舆论认为我国开展境外资源合作是“掠夺资源”、搞“新殖民主义”的不实之词。合作区定位于加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发展下游生产加工.增加资源产品附加值、推动东道国经济和产业发展，把更多利益留在当地，留给当地人民，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印尼青山工业园区快速实现从印尼红土镍矿原矿贸易向镍铁冶炼加工转变，通过短短3年多时间，年产30万吨和60万吨的镍铁项目先后建成投产，并正开工建设年产90万吨的镍铁冶炼和热轧项目、5万吨湿法冶炼项目等，并规划开展下游冷轧及不锈钢制品生产项目。目前，合作区已完成投资超过10亿美元，创造就业5000多人，上缴税费1200多万美元，未来将实现销售收入超过60亿美元，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条件。
相对于快速走出去的步伐，我国境外产业园区的布局还有待优化。“一带一路”倡议下，境外产业园区的建设布局不应停留在企业自主选择层面，而应上升到国家发展、区域合作甚至全球治理的维度上进行统筹规划。为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国与沿线各国共同确定了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 中亚- 西亚、中国- 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这六大经济走廊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骨架和支柱，也是引导境外产业园区布局的方向和依据。
在六大经济走廊中，布局在中南半岛的产业园比较多，而中南半岛上的越南龙江工业园区已逾十年，成绩斐然。2004年5月和10月，中越两国总理进行友好互访。10月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达成共识，明确要合作建设“两廊一圈”，即“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简称“两廊一圈”）。
2006年7月举办的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首次提出“一轴两翼”经济圈构想，“一轴”即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两翼”即湄公河流域经济走廊和泛北部湾经济圈。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是联合中国沿海经济地区与中南半岛各国最为快捷、经济效益最佳的陆上通道，它是中国—东盟合作的桥梁，不仅可以吸引物流、技术、产业集聚于此，还可以通过以点带面，发展各国的通道经济，并逐步成为贯通中南半岛的经济走廊，推进该次区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战略支点是事关战略全局的支撑点、中心点和关键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关键地域、海域和领域建立战略板块和支点。在“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中，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带，南亚是“一带”与“一路”的战略枢纽，东南亚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核心区。在这些关键地域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境外产业园区，必然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是以设想中的泛亚铁路、跨国高速公路、油气管道、澜湄国际航道、国际空港等物流通道，能源互联网络、国际光缆信息网络、澜湄合作机制以及云南、广西与缅老越边境跨境经济合作等构成次区域经济发展区。“PPC模式”具有强大的平台功能，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中国产业国际合作的发展提供了平台。“PPC模式”需要有产业聚集能力，中企到海外复制“PPC模式”，需要企业具备品牌影响力、业界号召力以及一定的掌控能力。
目前，国内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是由政府投入，而境外合作区则完全依靠企业先期投入，目前，中央财政虽对确认的合作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的补贴，但企业仍而临很大的资金压力，短期内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为更好发挥合作区平台作用，在坚持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前提下，建议中央财政适当提高补贴标准，并向“一带一路”合作区倾斜，特别是对承接国内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转移的合作区，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将科技研发类合作区纳入支持范围。
以合作区为试点，创新海外融资方式，扩宽融资渠道，解决企业海外融资难题。我国企业已形成规模较大的海外资产，但境外资产抵押融资仍存在限制，融资难成为制约合作区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可考虑以国家确认的合作区资产为抵押，企业以境外资产、股权、矿业开采权、土地等作抵押，开展“外保外贷”、“外保内贷”试点，探索盘活海外资产的渠道。提高国内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开设海外分支机构，为企业提供本地化的金融服务，鼓励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为入区企业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统筹利用好对外援助资金、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适度向合作区建设必需的水电路等外部配套设施建设倾斜。
境外经贸合作建设、运营由于未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没有形成双方政府框架内的合作机制，因此其投资主体在东道国没有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东道国给予合作区的政策差异较大，优惠政策难以落实，政策稳定性差。探索在“一带一路”双边或多边框架下，借鉴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协调委员会等经验，建立针对合作区的政府磋商机构，形成政府协调长效机制和风险应对机制。重点推进政府保障机制建设，包括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边合作区协定等，为合作区的发展创造有力的政策环境。
资源互补是国际合作园区的核心动力因素，创建国别合作园区需对合作国家的优势资源和己方优势资源进行深入剖析，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高效的谈判。基于合作平台和窗口，开拓更多的渠道资源，深化多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合作，由单一产业、企业输出向产业、技术、规划、管理、文化系统合作升级。
海外由中方参与的国别合作园区是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产业、经济对外输出的一个重要体现，直接嫁接成熟模式因成本小、操作性高，且保证了中方的主导权将成为主流。中方将成熟的技术、模式进行标准化输出，东道国方则负责融入本地元素，进行发展模式、规划模式的本地化转译和调整，双管齐下，聚力创新。
通过国别合作园区在中国境内及海外的设立，双边在产业、经贸等领域的全面深入合作，达到共赢是国别合作园区未来的必然趋势。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产业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发展、创新技术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外合作的主要目标和动力也在发生变化。未来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资源互补性和互动合作将成为推进双向创新合作和技术领域合作的主要模式。
如果以招商局PPC模式开发的海外产业园案例看，和它的园区有很多——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美国的尔湾产业新城、吉布提的中非自贸区、埃及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泰国的中泰罗勇工业园、缅甸的皎漂港、马来西亚的马中关丹产业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经济特区、越南的龙江工业园、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城都是鲜活的例证。
以PPC模式为核心的共建园区，强调的是代表交通功能的节点与代表城市功能的场所的共同发展，吉布提和科伦坡码头具有天然的交通优势，中白工业园也是借助其经济地理位置，建设物流园区来提升其节点质量，通过这些交通枢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可见，在PPC模式中交通枢纽节点是重要起点，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带来的人、物、信息流通，将进一步辐射带动交通枢纽周边区域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推动“丝路驿站”产业综合体的发展。这种以节点带动场所发展的PPC模式，需要深入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地理优势、因地制宜，以提升节点质量为契机，相辅相成完善周边区域，营造产业发展生态圈，推动产业综合体的有序发展。
在吉布提、白俄罗斯等地，招商局在投资谈判中，都要求当地政府形成针对项目的法律框架，以法律形式保证投资者的各种待遇。当前，有不少风险评级机构，无论是实业投资还是金融投资，按照其国别风险指引开展业务确实可规避一些风险。但这些海外国别风险指引并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而且判断标准不一。
国际关系和政策环境是国际合作园区发展动力机制中的重要互动机变因素，稳定的国际关系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可以形成合作园区的发展推力。关注中国与东道国关于国际产能和技术合作、国际发展战略和平台、产业园区发展等相关政策动态，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扶持，借力谋求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倡议的推进，产业园区的国际化发展步伐将加快。未来，产业园区将更加注重与国际知名企业和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引入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园区的国际化水平。同时，园区还将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推动产业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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