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浙江温州苍南县的龙港镇成为全国首个撤镇改市的镇，龙港镇直接改为县级龙港市，温州代管，浙江省直辖。
设市之前的龙港镇，位列全国百强镇第17名，GDP超过300亿元，常住人口近40万人，超过许多县域的体量。
设市之后，2024年，县级龙港市GDP总量飙升到410亿元，经济增速领跑于浙江各大县域，率先实现“全域城市化、就地市民化”常住人口增长21.3%，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98.2%。
不过，近两年，受“行政区划总体稳定”政策影响，撤镇设市、撤县设区/市及城市合并等举措均暂缓。因此，龙港至今仍为全国唯一由镇直接升级为县级市的特大镇，其扩容模式多年未获推广。
如今，撤镇改市似乎又要来了。
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前不久，《中国社会报》刊发了一篇由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刘涛署名撰写的文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持续深化区划地名工作改革创新》。其中，文章提到了“研究特大镇设市的新路径、新模式，打造县域经济增长点”。
更早在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
我国有多少乡镇？据第七次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一共有333个地级市，2844个区县，38739个乡镇。
虽然都是乡镇，但“同名不同命”，发展水平可不能相提并论。
在这三万多个乡镇里，GDP总量超过百亿的有100多个。更有少数经济重镇跨越了千亿元GDP的门槛，其人口规模与部分县域相媲美。以佛山市的北滘镇为例，该镇在2023年GDP总量1453亿元，超越了广东省内的汕尾、梅州、潮州、河源、云浮五个地级市。此外，佛山狮山镇，苏州玉山镇、杨舍镇，遵义茅台镇，也都跻身千亿镇的行列。
要知道，全国范围内，GDP突破千亿元的县级行政区尚不足60个，而超过500亿元的也不过数百个。所以这些经济强镇，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普通的乡镇。
然而，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的乡镇，即便经济再发达，也面临着诸多体制性束缚。
缺乏独立的规划审批权、房产事务管理权，土地供应受限，财政分配受制于县级政府等，这些都是制约经济强镇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财权、事权、地权、人事权的不对等，使得这些实力强劲的乡镇在行政管理上显得力不从心。
2014年，龙港申报撤镇改市时，就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是市一级的要求，县一级的工作量，镇一级的体制，很难运作。媒体经常说小马拉大车，我看其实是老马拉火车。”
当年300亿的龙港已是“老马拉火车”，如今的千亿强镇呢？
而撤镇设市则意味着行政级别的实质性提升，是从“乡镇”向“城市”的转型。不仅将赋予这些经济强镇更多的自主发展权，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更有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更加均衡、协调的区域经济格局。
不过，也应该看到的是，撤镇设市难度并不低，当年龙港撤镇改市也是经历了十几年的努力。
毕竟，特大镇对于县域经济中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一旦启动“撤镇设市”的转型之路，便需直面与县域间关系的重新定位与协调，以及县域自身在新格局下的持续发展策略。这不仅是地理行政边界的重塑，更是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多维度挑战的集合。
同时，我国行政区划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每一项新增的县级市都需精心规划，避免行政机构臃肿。
鉴于此，当前“撤镇设市”的动向虽引人关注，但其能否全面铺开，仍需时间与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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